我居然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结果,是法治社会当中一个良好的样本。虽然当事人双方都感觉没有得到好处;但正是这种16年的和平对峙与利益谈判,让我相信,这才是一个讲理讲法的正常社会当中该有的样子。
为什么我说“居然”呢?众所周知,中国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在房地产业的狂飙突进当中,发生过很多“强拆”的事件,有一些,甚至成了令人叹息的悲剧。开发脊歼商急于夺得土地,而当地住户也想要更多的赔偿,在没谈拢、甚至还没谈的情况下,开发商与地方上的一些不良势力勾兑,强行拆房;导致出现了很多严重的后果。“强拆”一度成为理伍中解中国现状的关键词之一。
而另一方面,也不乏部分住户利用“拆迁”的时间差,紧急建上各种违建房,争取更多赔偿;吃相颇为难看。
我赞同每个个体都代表自己的利益进行谈判。开发商及背后急于想发展房地产和经济的地方政府,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希望把拆迁补偿价降得更低;而住户本身,则希望自己能在拆迁中获益,把补偿价抬得更高。有买有卖,都没有错。当然,条件和条例有可能列得很细致,博奕的过程可能很复杂。拆迁户们有可能联合起来更好地谈价,开发商也有可能各个击破、孤立喊高价的住户,这些都是在合理范畴之内的战术。
而且,如果有一些拆迁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时候,这种博弈就更复杂,对于被拆迁者的心态也会有明显的影响。最有名的,无过于坚持了四十年的日本成田机场“钉子户”,这对日本来说是惨痛的教训,“钉子户”、政府,双输了。1966年日本政府给成田机场的建设预算为1350亿日元,后来的实际花费十倍于预算。而那些钉子户们虽然用各种“运动”捍卫了自己的居住权,但他们也付出了惨痛代价。
我很认同“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说法,然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如何把个体的物权与公共的利益理顺,仍然是非常复杂的。
我所观察到的中国拆迁过程中良好示范,是广州猎德村的拆迁。这里是广州市中心,拆了这个城中村,腔野山开发商及政府给予村民们很理想的补偿,村里瞬间多了几千个千万富豪、甚至亿万富豪。入伙的千人宴曾轰动一时,人人喜气洋洋。
而在上海九亭这个例子当中,当事人张新国谈到补偿确实很无奈:“16年前谈的拿多少,现在拿的还是多少,信不信由你。”他因为有女儿未嫁,希望能算两户,补偿拿6套房子;但政府只答应4套。结果,拉锯了十六年,这套房子的存在,给公共道路带来了不便;而坐落在新道路中间,他们的生活体验也不太好。
张新国希望能用时间来换取空间,未能成功;而政府也并没有动用行政力量或者其他方式来打压。反而街道动迁办主任成了他家的自家常客,每次临走还握手安慰“不签协议没关系、关键是你们保重好身体”,让张新国很不好意思。在心理战中落了下风的住户,终于愿赌服输,签了动迁协议了。还好,他们还是如愿获得补偿,而不是被放弃了,一分钱拿不到。算是平局。
如果每次拆迁之前的画风都是这种和平的协商,那么还会有那么多戾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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