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1年的大水。1981年7月13日至7月17日，整个重庆，遭遇了迄今为止建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洪灾。至今，水文部门在发布公开信息时，都还有“1981年以来最大洪峰”等用词用语习惯。那是35年前，重庆人的一段特殊记忆。、凌晨2点开始通知全市工作人员接了4天4夜电话市档案馆中，重庆市政府关于1981年重庆市抗洪救灾情况官方记载如下：我市长江、嘉陵江从7月13日开始洪水猛涨，16日长江洪峰高达193.38米，嘉陵江洪峰水位高达208.17米。重庆历史上，长江和嘉陵江洪峰高度均超此次的，有史可查的只有1870年，分别为198米和214米。而35年前这次洪水的起因，则是源自于1981年7月9—14日，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发生的罕见的大面积连续6天暴雨。官方资料显示，35年前的重庆抗洪指挥部首次得特大洪水来袭消息，是7月13日23时。清晨2时至3时，全市开始紧急通知电话各区县。当时的抗洪指挥部工作人员林振强，在办公室里整整接了4天4夜电话，全部是沿江区县，厂矿、街道，公社、部队来电询问。各街道的档案记录中显示，重庆主城大多数街道，机关单位是14日召开的紧急抗洪部署，也是在14日上午，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市进行了洪水预警。从二楼搭木板跳出去在重庆时报记者采访的10余个亲身经历者中，对那场洪水最直观的记忆，停留在7月15日，一个周三，重庆部分地方有暴雨。前重庆建工集团二建公司董事长陈道友，那天下午是从北碚人拦烂民路203工地办公室二楼窗口，搭着木板跳出去的，因为猛涨的嘉陵江水，直接淹没了办公室一楼大门。陈道友当时还不知道，那天北碚的主要街道被洪水枝信淹没了2/3。在8月份重庆市政府的灾情通报中，北碚区排在第一位。地处化龙桥的重庆微电机厂工人苏其昌，则在回家路上看到了化龙桥街道上的古桥被洪水漫上，并淹没。但他没猛衡轮有停下来看，因为自己的家已经进了水，床都浮了起来，他得赶回去搬家。尽管14日下午，要涨洪水的消息已经传达开，但15日大多数重庆人都依然在工作岗位上，以至于洪水开始袭击两江水岸，很多人是奔跑着回家搬东西。前磁器口街道主任何泽军，见证了嘉陵江水从现在的磁器口码头，一直漫到现在的古镇商业街上的过程，周边的国企职工飞奔回磁器口搬家的一幕。当年24岁的水上公安局民警张明，则是饿着肚子冲上牛角沱嘉陵江边的趸船，和10多个同袍一起，随时清理上游冲下来的大树、杂物、避免趸船负重过大而翻。但随后他们也发现自己估计错了形势：水大得可怕，一度连他们自己都被困在趸船上下不来。熟悉的地方成汪洋发黄的档案中，记载了很多现在重庆人熟知的地名，在35年前被淹没的情况。譬如，磁器口，弹子石码头、化龙桥、菜园坝、重钢三厂……这些地方，现在或变成著名风景区，或变成高档住宅区，商业区。但在当时，都在一片汪洋中。磁器口古镇也被淹没了2/3。现在的古镇正街上，还留下了当时磁器口最高水位的标记，高度和现有店铺大门几乎齐平。原南岸第一人民医院医务科科长杨耀川，记得弹子石码头是重灾区，几乎全部被长江洪水淹没。沙坪坝档案馆化龙桥街道的档案中，则有如下记载：整个街道受灾比例1573户，受灾人口占比15.2%，街道办事处，水漫到人的膝盖深。重钢档案馆里，唯一一张记录当时长江洪水漫到厂区的照片，是描绘于李子林下面的3号高炉，4号高炉，都因洪水熄火。船上才体验到危险追寻那场35年前洪灾的记忆中，重庆时报记者惊讶的发现，几乎没有一个人，感到害怕。陈道友是这样理解的：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市民的全部家当都不多，更重要的是，当时工友，同事之间的感情淳朴得很，互帮互助的行为，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原本应有的恐慌。苏其昌记得那天自己能够抢救出部分财物，全靠工友们的帮忙，有的甚至没说过几句话，就主动上来帮忙。何泽军说，当时的市民持有一个观点，即水不进门不搬家，对这样大的洪水心理估计不足，所以很多人是涨到家门口才意识到洪水大得可怕。但“不怕洪水”的勇敢，也滋生出了一些过于乐观的情绪。不少市民甚至做出了一些危险举动：跑到长江边、嘉陵江边去看洪水。当时的嘉陵江大桥，一度拥挤满了市民。而看到市民涌向朝天门码头时，当时的市中区做出一个紧急决定：除了继续用广播喇叭劝开群众外，干脆用麻绳把到朝天门、储奇门码头的去路，全部封闭。张明就在趸船上，看到了不少市民跑到江边看洪水，自己从心里感到着急。而在趸船上的他，最能感受那场特大洪水的恐怖：整个船都是摇摇晃晃，随时可能被洪峰卷走，10多个公安干警没有一个敢睡觉，打盹也是穿着“水背心”坐着，随时准备跳水。全城总动员35年前的市政府通报中，曾有这样的总结：整个洪灾期间，全市受灾人数22万多，工厂被淹419个，商店580个，学校71所，也出现了部分人员伤亡……这些数据，其实已经在所有重庆人的努力下，被降低到了最小。35年前的那场洪水，让整个重庆城经历的是一次全民救灾的总动员。很多英雄事迹，或湮没或尘封，一些部队的番号甚至都已经变更多年。重庆市政府在当年8月份的总结中提到，全市驻渝部队6000多名指战员参加抗洪抢险，市公安局每天保证3000余警力保证群众安全。在菜园坝，几栋老房子因密度过大，连橡皮艇都无法靠近营救受困市民，当时的82329部队5连，是用轮胎绑上木头靠过去。7月15日，北泉水文站旁边的电杆都被淹，随时有和主城失去联系的危险——当时的690工厂技术部，是冒着洪水抄小道送去发电机，保证电讯不中断。那几天，整个重庆公交部门无一人休假。仅仅7月15日下午，市中区的主要干线就增开60多班，尤其是在市中区到北碚这条线路上，采取的是从山洞、青木关绕行的方式。弹子石的重庆卷烟厂，在二楼被淹的情况下，从14日至16日三楼车间居然还在冒险生产——因为停产一天要给国家造成数十万损失。7月16日晚最高洪峰过境后，逐渐画上句号。全市的自来水，在7月18日就全部恢复供应，随之而来则是灾后重建工作。陈道友说，除了政府机关、部队官兵外，其实单位工会在那次洪灾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巨大，因为洪灾后的慰问、救助等工作，是靠工会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完成。何泽军记得很清楚，7月18日洪水退后，磁器口街道上布满了足有半米厚的淤泥，时值夏天，臭不可闻，是部队官兵赶过来，在口罩等缺乏的情况下，一铲铲的清除掉。磁器口1981年抗洪纪念碑那场洪水给重庆留下了什么？滨江路的标高有了参照在重庆28中里，现在还保留有一块抗洪纪念碑，记录的是1981年洪水淹没学校操场时的最高水位：182米。35年前那场特大洪水的影响，至今我们能在这座城市里找到。譬如，重庆滨江路的防洪作用建设标准，灾后救助方式，乃至水上公安局的专业培训。现任重庆历史名城专委会秘书长吴涛记得，洪水漫到大溪沟，一号桥，直接造成了当时的交通阻塞。所以，重庆第一条滨江路长滨路，就是参考的当时洪峰标准建造。同样情况，也出现沙滨路的建设中。何泽军也说，大约在1999年开建的沙滨路牛角沱至石门段，也参考了1981年洪水标高，起到防洪作用。沙坪坝迈瑞城投公司董事长漆小强告诉直记者，正在施工的沙滨路磁井段，其防洪护岸就采用50年一遇洪水位标高，而1981年重庆那场特大洪水，就是重要参考指标。有了宝贵的救灾和海事经验至今依然在市公安局水上分局工作张明回忆道，1981年大水后，市公安局水上分局总结经验时，大家讨论出如下几点：1、设备落后，当时冲上趸船的10多名水上分局民警，和外界的主要联系只有1部步话机，2、全水上分局只有一条巡逻艇，而且人手严重不足，保证群众安全力量有限；3、在气象，水文，培训上专业知识缺乏。他说，后来1984年、1986年都有几次大水，大家救灾时就有经验了许多，尤其是在气象，水文知识上，培训的力度更大，大水来时更为冷静。市海事局副局长司太生说，1981年洪水对重庆的影响，不会再重现。因为长江上游已经有水电枢纽，城市已有防洪堤坝。2012年洪水再袭重庆时，重庆海事局就根据1981年的经验，在长江航道实施了禁航等措施，所以当时重庆无一人死亡。
标签：朝天门,水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