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试时，由州通判(朝廷派往各州监督知州的官员)主持进士科考试，以州之录事参军(协助州长官纠察诸曹掾的官员)主持其余各科的考试。如果考官不通经义，则需另选考官，但必须由州通判监考。考试完毕，考官必须用朱笔批阅试卷，凡回答正确的写“通”，回答不正确的写“不”。考官和监考官最后还要在试卷末尾链衫签署姓名。凡取中的考生名单及其试卷都要在秋天呈报礼部。最初规定：凡是家中高祖以内有犯死罪的“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都不准参加科举考试。
州试取中的考生于冬季集中到京城参枯唤笑加由尚书省、礼部主持的省试，这些考生被称为“举子”或“贡生”。他们须将自己的家世、年龄、籍贯、参加科举考试的次数等如实写明，呈交礼部。这些考生们要10人相保，如果发现有人弄虚作假、违反科举中的规定，这10人就要连坐，取消考试资格。为了保证远地考生能有条件来京师参加考试，公元969年，宋太祖曾下令西川、山南、荆湖等道的官府对考生提供来往路费。只是这个做法没有继续实行下去，偶尔行之。
礼部主持的省试在春季举行。主持省试的官员由皇帝任命，往往是由六部尚书、翰林学士知贡举。宋朝初年，礼部考场的限制较宽，考生进入考场时可以携带很多东西。1005年，宋真宗规定：“举人除书案外，不许将茶橱、蜡烛等入；除官韵外，不得怀挟书策，犯者扶出，殿一举。”就是说只有考诗赋的时候才准携带《切韵》《玉篇》等进入考场，如果发现挟带其他书籍或交头接耳，立即赶出考场，并且停止参加科考1次。考试完毕，考生的试卷要弥封用印，送知贡举官评定高下，然后把评定结果也密封起来，再进行第二轮批阅评定成绩，最后根据几次的批阅确定出试卷的正式成绩。
宋代礼部的省试都在白天进行，改变没含了唐代以来夜以继日、点蜡答卷的做法。对进士科的考试，在考场待遇方面要优于其他各科。进士科的考场“所坐设位供帐甚盛，有司具茶汤饮浆”。其他各科考试时，“则悉撤帐幕、毡席之类，亦无茶汤”。考生实在渴得不行了，便只好喝砚台中的墨汁，往往人人弄得嘴上都是黑墨汁。欧阳修曾写了一首诗道：“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
省试以后，还要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公元972年，宋太祖赵匡胤在讲武殿亲自召见了礼部录取的进士和诸科及第者28人，这是宋代皇帝第一次亲自与科举考生接触。宋真宗制定了《亲试进士条例》，对殿试的程序和细节作了详细的规定。殿试的时候，殿两廊张挂帷幕，排列着几席，上面标明考生姓名。考试前一天，于宫阙外墙发表入场次序。第二天，考生便依次入席。答完的试卷，交给宫中的太监，由太监收齐交给编排官，揭去卷首的姓名、籍贯，另以号数编排。再交给弥封官将试卷誊写校核，然后加盖御书院印章，送给考官们批阅评定。批阅完的试卷，还要把评定的结果弥封起来，交由复考官再次评定。最后由编排官检阅两次评定的异同，如果发现两次评定的成绩相差很大，就进行第三次批阅。若仍然得不出一致的结论，就以相近两次评定意见定出最后的成绩。再根据试卷的号码查出答卷人的籍贯、姓名，按成绩分成等级。各等级的名册及其试卷最后都交给皇帝审批。殿试的成绩分为5等：一为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二为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三为文理俱通；四为文理中平；五为文理疏浅。以第一、二等作为赐进士及第，以第三等赐进士出身，以第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还要赐给考中进士的人绿袍和笏。皇帝将三甲的名单确定下来以后，便由人在殿前唱名宣布，称为“临轩唱第”。宋初殿试时，如果考生们对考题不明白，可以提出疑问，由出题官予以解释，但是这样往往造成考场秩序混乱。1034年，宋仁宗诏令考题由御药院刊印，不准考生们离开位子去提问问题了。最初考中第一名的进士，与其他人一样，必须自己雇鞍马归第。1015年，宋真宗规定，考中进士第一名的人，由朝廷卫尉寺的金吾司出仪做前导，更加提高了第一名进士的地位。按照习惯，考中的进士必须依照名次出钱若干，用来组织庆祝活动。有些名列前茅的考生由于贫穷无钱而被迫借高利贷。1073年，宋神宗下令赐给进士及第钱3000缗、诸科700缗，作为举行庆祝活动的费用。从此以后，每次科举考试后，皇帝都要赐给考生一定数量的钱作为举行庆祝活动的费用。赵匡胤举行殿试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官僚贵族弄权舞弊。他说：“向者登科各级，多为势家所取，塞孤贫之路。今朕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实际上，宋太祖举行殿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皇帝亲自掌握殿试，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样所有的被录取的考生都成为天子的“门生”，可以避免唐代以来主考官和考生建立“恩师”、“门生”的特殊关系。
宋初，由于每次所取人数的多少由皇帝临时决定，所以参加考试的考生总有1／3或2／3的考生落第。有的人多次省试都通过了，却在殿试中被黜落，不免产生怨恨情绪，对稳定统治秩序十分不利。有个考生叫张元，因为多次殿试都落第了，一气之下竟然投奔西夏去了。由于科举考试对考生的前途影响非常大，许多考生把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作为惟一的出路，因此如果考试结果不遂意的话，就往往起来闹事。1057年，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知贡举，主持礼部省试。欧阳修是宋代文学革新运动的领袖，很不满意当时的知识分子竞相以生僻的词语怪句来标榜，致使文风渐渐失去淳朴。于是，他通过科举考试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一切险怪奇涩之文”大加贬抑。放榜时，当时社会推崇的“文章之士”没有一个被录取。于是，这些考生鼓噪起来，一些考生还趁着欧阳修上朝时聚众斥骂他，连街上巡逻的土兵都制止不住，还有一些人给他写匿名信，恐吓他。当时逗留在京师中的科举考生经常有六七千人，遇到国家有事不能正常举行科举考试时，就可能耽搁十几年找不到出路。有些穷苦书生由于殿试落第无力还乡而流落街头，甚至投河自杀。这些情况对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是非常不利的。因此，1057年，宋仁宗在殿试的时候，决定“凡与殿试者始免黜落”，这一安抚措施保证了所有参加殿试的考生都能取得功名，随后这个做法就成为常制了。
为了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秩序，吸纳社会精英，宋代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比以前扩大了许多。唐代每次进士及第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二三十人，宋朝时扩大了10多倍，一般总有二三百人，最多的时候有五六百人。公元970年，宋太祖曾诏令录取参加过15次科举考试但都落第的贡士106人，特赐本科出身。公元977年，宋太宗在录取进士及诸科及第者300人以外，又录取参加科举考试10次至15次落第者180多人，并赐出身。公元985年，除了正式录取的名额以外，宋太宗又在落第的考生中再一次进行考试，录取了数百人。后来对于在省试中多次落榜的人另立名册上报皇上，准许他们陪同考生参加殿试，叫作“附试”，称这些人为“特奏名”，这实际上是为他们参加殿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特奏名的人数很多。公元1000年，参加殿试的考生达840多人，另外又有“特奏名”900多人。宋代科举取士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有时候，对于考生的要求很松。宋太宗时，有个考生赵昌国上书要求应考百篇科(就是在1天之内可以作出百篇诗文)，宋太宗答应了，为他出题，拟了20个字，令他以每个字为题赋5首律诗。结果他从早到天黑，仅仅完成了数十首，而且质量也不高。即便如此，宋太宗还是特赐及第，以劝来者。皇帝之所以这样优待考生，大规模地录取考生，目的是为了拉拢中小地主中的知识分子。唐代科举考试的取士数量很少，所以有不少知识分子在不满朝廷的腐败政治时，就投入到农民起义军中去。农民起义领袖王仙芝就是一个落第的进士。宋代统治者吸取唐朝的教训，广开科举人仕之门，使人人都有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仕途的希望，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是不会走向政府的对立面的。特别是在正式录取名额之外，又录取大量的特奏名，更对考生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使得他们为了取得一官半职，一次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一直考到老。扩大科举取士的数量，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然而，过着寄生生活的封建官吏数量越大，广大农民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重。
司马光任宰相时，曾建议设置经明行修科，由朝廷文臣推荐，直接到礼部参加省试，目的是“以勉励天下，使敦士行，以示不专取文学之意”，而且规定这些人如果在礼部的省试中没有被录取，仍然可以按特奏名参加殿试，实际上是为朝廷官员的亲朋们又多开辟了一条入仕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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