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女真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女真军兵临京都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当时的明朝官员看到了袁崇焕杀毛文龙与“己巳之变”之间的关连，候补科阮震亨得知毛文龙的旧部有背叛迹象时，表示不胜忧虑；刘宗周上疏，以为“己巳之变，坐判侍误国者，袁崇焕一人。小人竞修门户之怨，异己者概坐以崇焕党”。东南战场从鸭绿江到旅顺的主要城镇、海港、海岛以及朝鲜，先后被后金占领。崇祯二年（1629年）以后清军曾先后五度入塞。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毛燃冲毁文龙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人等在山东重镇登州兵变，明朝派兵四万，围攻登莱二州。不久，孔有德、耿仲明率部投降清太宗皇太极，成为日后清军强大的武装部队。这可说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料未及的后果。毛文龙被杀，既是毛文龙悲剧的结束，也是袁崇焕悲剧的开始，缺乏饷源导致军心涣散，也是明朝被灭悲剧的开始。回答人的补充 2009-10-07 11:35 早在广宁失陷以前的1621年，正在练兵的游击毛文龙就受王化贞、熊廷弼派遣深入敌后，联络辽民，以牵制和分散后金的兵力，当时他仅率家丁、军士二百余人，按照许多网友的说法真比李云龙还不如，可后来毛文龙就是用这个班底在敌后策动了声势浩大、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被后金视作心腹大患，他所创建的东江镇巍然屹立于敌后，成了牵制后金远途作战的一颗钉子，长期制约着后金南侵的步伐。 天启二年（1622年）八月，毛文龙攻克樱桃涡、涡站。 天启皮备二年（1622年）九月，毛文龙的部队攻克满浦、昌城。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部攻克永宁等堡。 天启二年（1622年）十月，毛文龙与后金军在凉马佃大战，双方都付出了重大伤亡。 天启三年（1623年）春，后金反攻旅顺毛文龙部被击溃。 天启三年（1623年）毛文龙不断派人深入后金，进行“煽惑”，致使大批辽民“叛去”，投向明朝。后金的许多贝勒大臣都认为：“毛文龙之患，当速灭耳！文龙一日不灭，则奸叛一日不息，良民一日不宁。” 天启四年（1624年）四月，毛文龙沿鸭绿江秘密北上，进入长白山区，在高岭、沙松牌大战中大败后金，后金仅军官就有16人被俘。 天启四年（1624年）七月，毛文龙又于把骨寨、骨皮宏、分水岭三场大战，三战三胜。 天启五年（1625年），海州（辽宁海城）所属张屯的汉人秘密联络明将毛文龙派兵，袭击本屯的满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8页），同时在这一年，镇江、凤城、岫岩、长岛、双山、平顶山、海州、鞍山、首山、彰义等十余处掀起了反抗后金的武装斗争。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攻宁远时毛文龙袭击永宁，后金被迫回师。 天启六年（1626年）宁远之战后努儿哈赤于四月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毛文龙随即进攻鞍山，因后方吃紧努尔哈赤被迫回师。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至四月，后金以空虚沈阳为代价精锐尽出，以重兵对毛文龙的东江镇和朝鲜发动了“丁卯之役”，毛文龙奋起反抗在铁山、瓶山、昌城、鸭绿江取得的“五战而五胜”，但终因袁大人两次抗命、拒绝策应、最终敷衍了事而贻误了抄袭沈阳的战机，致使关宁军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未能有效策应朝鲜和东江镇，导致朝鲜和后金结为“兄弟之盟”，毛帅被朝鲜驱逐而退守皮岛。 天启七年（1627年）六月，皇太极攻“宁、锦”时毛文龙袭击昌城、辽阳，迫使了后金再次回师。袁大人在“宁锦大战”以后还特为毛帅请功：“孰知毛文龙径袭辽阳，旋兵相应，使非毛帅捣虚，锦宁又受敌矣！毛帅虽被创兵折，然数年牵制之功，此为最烈！” （《三朝辽事实录》卷十八，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奏言；《两朝从信录》卷三十一，天启七年八月，辽东巡抚袁崇焕上言。） 毛文龙象一颗钉子死死的牵制住后金的尾巴，致使其不能远距离、长时间的在外作战，后金数次想根除毛文龙都没有成功，但他却死在了袁大人的手里，让后金能远征林丹汗以及绕道千里长期袭扰关内。以前，每次后金主力出动毛文龙都会率领东江镇乘势出击捣其后方，一旦没有了东江镇这个牵制，后金则可长途奔袭，进行远距离长期的在外作战。所以，皇太极在毛帅于崇祯二年（1629年）六月五日于双岛被杀的七天以后，即可宣布“整旅西征”，并且让蓟门外的蒙古部落马上赶造船只，准备用其在老哈河转运粮食随大军沿河入塞，这个部署在六月之前还没有，而这即是将入塞的地点确定为蓟门的标志。 袁大人先削弱蓟镇的兵力，把重兵放在锦州使关内兵力空虚，再开马市为后金南侵准备好粮草，最后杀了毛帅毁了东江镇解决了后金的后顾之忧，这一系列举措亲手促成了后金首次从蓟门入塞，将他自己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彻底的变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马其诺防线”。而后金不仅于崇祯二年（1629年）绕道蒙古入塞，而后还有1634年、1636年、1638年、1642年四次绕道蒙古入塞，而这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是毛帅被戮、东江瓦解，这种自毁长城的汉奸行为非常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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