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科特，60年代他就职于英国广播公司，70年代他曾是欧洲商业电视片领域最富创造力的人。涉足影坛的里德利·斯科特很快成了70年代最有希望的导演之一，1977年的《The Duellists》是一部真实再现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题材影片，该片在戛纳电影节赢得了大奖。1979年的《异形》，再次大获成功，成为一部里程牌式的作品，奠定了他重量级导演的地位，也为他迎得了科幻、恐 怖片大师的美名。1982年他拍摄《2020》(Blade Runner)陷入了麻烦的泥潭，为了影片过于复杂的内容他多次与摄制组发生冲突，最终影片还是遭到了电影艺术家们的抨击，票房也遭惨败，直到90年代早期，这部影片在家庭市场中发行，才重新被公认为是一部科幻电影的杰作。
此后斯科特继续他的事业，1986年拍摄了由汤姆.克鲁斯主演的《诡秘怪谈》(Legend)。1989完成了《黑雨》(Black Rain)，迈克尔·道格拉斯在片中扮演一名在日本执行任务的堕落警官。1991年，他的《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获得评论界的赞誉，同时赢得了票房上的成功，影片由吉纳·戴维和苏珊·萨兰登主演，获得最佳导演奖在内的六项奥斯卡提名，影片的成功，又一次证明了斯科特的价值。不过好景不长，1992年的影片《1492:天堂的征服》(1492:Conquest of Paradise)又一次让他走入了低谷，之后的几年中，他一度息影。
1996年，斯科特重整旗鼓，执导了动作片《巨浪》(White Squall)，讲述了一群十几岁的男孩在海上的历险故事，影片表现不佳。1997年，斯科特执导影片《G.I. Jane》仍不走运，不得已斯科特暂时当了制片人与他的兄弟汤姆·斯科特(曾于1986年执导《壮志凌云》，1998年执导《国家的敌人》)合作，在1998年他们制作完成黑色喜剧片《Clay Pigeons》后，斯科特再一次回到了导演的位置。2000年他拍摄了《角斗士》(Gladiator)，影片由拉塞尔·克罗主演，是一部预算成本达1亿元，长达154分钟的巨作。影片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评论家大多给予了好评，认为它重现了大制作的辉煌，但也有一些人不以为然认为它渲染过了头。
1910年斯科特南极探险队挑战世界首批抵达南极的纪录，却在最后阶段深陷于坏天气及成员精神崩溃的恶梦中。在面对挪威探险家阿蒙森一行已于一个月前率先抵达的事实，失落之余，斯科特一行在回程途中全体罹难。如果以为在南极探险只有苦难，没有欢乐，那就大错了。事实上，探险者们会品尝到许多不寻常的快乐，并且不只是与苦难作斗争的意义上的快乐，更多的是完全正面性质的轻松的快乐。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是别的地方所看不到的景物。彻里常常情不自禁地描绘他所看见的美景：在阳光普照的日子，由于光影作用和大海、天空、云彩、积雪、冰峰之间的互相映射，万物都染上了奇妙的色彩。他说得对：南极绝非一片纯白，到处呈现的是亮蓝、翠绿和紫红。到过南极的人也一定会熟悉他的这一感受：面对眼前的奇丽景色，人们很难回想起也许昨天还支配着自己的沮丧心情了。他对企鹅的生活习性观察得特别细致，在书中有极为有趣的描述，很值得一读。在南极生活还有另一种特殊的快乐，便是摆脱了对现代社会中所谓必需品的需要，不为物所累，真正做到无忧无虑。由于这个原因，彻里把在哈特岬度过的日子视为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最感人的是这些遇难者在临终时日的表现。斯科特大约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他的日记坚持写到1913年3月29日。3月17日，在奥茨走进暴风雪之后，他写道：“我们都希望自己能以相似的大无畏精神去迎接末日的到来，并且我们确信，终了之日已经不远了。”写完最后一日的日记，他加上一条补充：“看在上帝的面上，照顾好我们的家人。”他还分别给两位难友的夫人写了热情的慰问信，给英国公众写了沉痛的告别信。在后一封信中，他表示：“我并不后悔进行这次远征，它展示出英国人能够承受苦难，互相帮助，即便在面临死亡时也可以一如既往地保持坚忍和刚毅。”搜寻组看到的情景是：帐篷内十分整洁，三具尸体的表情和姿势都显得平静，各人的日记本以及气象日志、地质标本、摄影底片等物件安放得井井有条。一切迹象表明，他们是安详从容地离去的。他想明白了一点：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竞赛，而是对南极进行科学研究，以填补空白。这的确是事实，他们这个探险队有一半成员是科学家，沿途都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更重要的理由是，驱使人们去南极的真正动力是精神上的需要，包括对新知识的渴望，也包括战胜自身弱点的愿望。世上并无天生的勇士，恐惧之心人皆有之，而正是在各种形式的探险活动中，人们以向恐惧挑战的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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