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学在很多科类中都有发展，其中包括内科、妇产科、儿科和外科等十个方面。那么明代临床医学到底取得了哪些成就呢？通过下文，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明代临床医学成就
一、内科杂病
明代是内科杂病学术全面发展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其特点，一是围绕金元四家与古代医学理论及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所出现的不同学术流派及其学术争鸣，主要是以薛已、张介宾、赵献可等医家所代表的温补派对刘完素、朱丹溪医学主张所展开的论争，这种学术争鸣对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其二，内科杂病学家们在临证上更为重视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使内科杂病辨证沦治水平较以前明显提高，其三，不少医家对内科杂病诊治的总结与医著空前增多，并能对临证实践发挥切实的指导作用。明代在内科杂病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使这门学术的发展趋于成熟，并对后世内科杂病学术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一)丹溪学派传人的学术影响
朱震亨的弟子较多，而且不乏在医学上有一定成就与影响者，因此元末明初时丹溪学说一度颇有影响。其中素炙丹溪之门的医家，有赵良仁、戴思恭、刘叔渊、王履等人。
赵良亡所著《金匮衍义》一书，恪守丹溪家法，阐释杂病立方施治的要旨，戴思恭除协助其师整理《金匮钩玄》等医著外，自己还著有《证治要决》、《证治类方》、《推求师意》等书，对丹溪学说多有阐发，如从阳有余、阴不足的观点出发，更强调了“火之为病”的危害性，及进一步阐发“六郁之病”的证治等，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王履治学颇多创意，敢于大胆批评前人之说，他宗丹溪学说对东垣学说指斥甚力，王氏在内科杂病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是对中风提出了“真中凤”和“类中风”的独特见解，对后世影响很大。
(二)温补学派的盛行及其对内科杂病的影响
薛已可谓温补学派的倡导者，他在《内科摘要·脾肺亏损咳嗽痰喘等症》中提出，“当补脾土、滋化源，使金水自能相生”的观点，进一步推论说脾胃一虚则诸症蜂起。因此，他在治病时特别注重补益脾胃之气，同时他也探讨了肾命学说。
由于脾肾在生理病理关系上极为密切，薛已对于以上虚为主者，主张“补肾不如补脾”之说;但当肾虚为重时，则又以补肾为先。至脾肾皆虚，则经常采用脾肾同治之法，兼筹并顾。在治则上，讲究固本滋源，因而他在处方用药时重视温补，不尚苦寒。
综上所述，温补学派发展了易水学派的脏腑病机学说，除注重调理脾胃以治疗内科杂病的积极作用外，还深入地探讨了肾命学说，从真阴元阳两个方面阐明了人体阴阳平衡的调节机制及重要意义，并于临床实践方面，在温养补虚治疗脾胃和肾命疾患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后世临床各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内科杂病辨证论治水平的提高
中风：有关中风的病因，自金元以降，突出以“内风”立论，明代医家在各自临床实践中，对此又有新的认识。如吴昆指出阴阳异位，升降失常可以导致中风的形成。
王肯堂则十分重视饮食习惯和营养成分与中风发病的关系，如久食膏梁厚味或肥甘之品的人，其发病率较高。孙文胤指出与情志、嗜欲、饮食、起居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介宾继而提出“非风”之论，明确提出此与外风无涉，实际应该是《内经》所提的“厥逆”，因此正名为“非风”。
(四)丰富的内科杂病著述
明代有关内科杂病的著述十分丰富，成为这一时期内科杂病学术繁荣的重要特点之一。
重要著述有：薛己《内科摘要》，是中国医学史上早以“内科”命名的医学专著;孙一奎《赤水玄珠》、楼英《医学纲目》，强调辨证论治理论的运用;虞传《医学正传》，本丹溪之说而有所发挥;王纶《明医杂著》提出“杂病用丹溪”的学术主张;龚廷贤《寿世保元》于中风预防有独到见解;秦景明《症因脉治》强调临证询视证候的宜要性等等，在内科杂病的诊治上均各具特色。
而内科杂病的专著与专篇则有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与张景岳《景岳全书·杂证谟》等，此外，方有执《痉书》为痉病论治专著，周履靖《金笥玄玄》为虫证论治专著，郑全望《瘴疟指南》为疟疾论治专著，龚居中《痰火点雪》、胡慎柔《慎柔五书》及汪绮石《理虚元鉴》均为虚劳论治专著等。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13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
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
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
《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蒂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
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
他认为“肥白者多痰，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
《景岳全书·稳婆》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
尤为可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
其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卷。
他在“择偶篇”中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
其中记有多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
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
《万氏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
“妇人受胎之后，所当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三、儿科
明代儿科学渐趋成熟，在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显著的进展。
儿科名家辈出，儿科著述丰富，人痘接种术发明和应用，以及对麻疹、惊风、疳积等疾病的防治积累了不少新的经验。
明代的儿科著作相当丰富，仅存世的就有30多种，的有万全《幼树发挥》2卷(1549)和《育婴秘诀》(16世纪中期);薛铠与薛已父子合著《保婴撮要》20卷(1556)、王肯堂《幼科证治准绳》9卷(1602)等。
当时痘疹流行，研究专著甚多，约有20多种，如汪机《痘治理辨》3卷(1531)、万全《痘疹心法》12卷(1568)和《片玉痘疹》13卷等。此外，其他医书中也有较多的儿科内容，如张介宾《景岳全书·小儿则》等。
对惊风的证治，《古今医鉴》提出惊、风、痰、热为“惊风四证”，《幼科证治准绳》。提出“八候”：搐、搦、掣、颤、反、引、窜、视，为惊风的主症。“四证八候”提纲擎领，对于认识惊风很有意义。
万全分析了急、慢惊风的病因，认为各有三种，并观察到瘫痪、失语等惊风的后遗症。
其治疗，万氏在《幼科发挥》中介绍了家传秘法：惊风热甚之时，宜泻肝胆之火，吐泻不止，欲发慢惊风，宜补脾平肝。王肯堂从慢惊风中又分出慢脾风一证，治以生胃回阳为法。
小儿疳证。宋《圣济总录》分24种，钱乙分五脏之疳论治。
至明，杨继洲《针灸大成》卷10简述为“面黄肌肉瘦，齿焦发落”，如此执简驭繁，大大方便了临床鉴别诊断，有较大实用价值。
万全认为“疳证虽有五脏之不同，其实皆脾胃之病也”。因而治疗以健脾益肾、消积、杀虫为大法。
四、外科
明代外科学在疾病认识、医疗技术改进及手术等方面，均有提高，出现了革新趋势，继元代之后，明代实行更为严格的医户制，这一制度虽不尽合理，但对技术要求较高的疮疡、骨伤、刀而箭治疗技术的继承和发展，却有不少长处。
(一)外科著作数量增加：明代外科著作，约有50种，其中有20余种至今仍是学习研究的参考书。
综合反映了明代外科学的发展水平，这些著作中流传广的是：《疮疡经验全书》仅现存历代刻本和抄本近20种;
《外科准绳》亦名《疡医准绳》，作为丛书刊刻或单列刊刻近30种，《外科正宗》各种版本达50多种，流传之广，影响之深居历代外科著作之冠。陈实功的《外科正宗》实际上是明代外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
(二)外科学派与学术思想：明代外科学继承了宋元时代外科学的学术思想和经验，思想比较活跃，富有求实精神，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以及与之相关的治疗原则和医疗技术。
外科学中不同观点和相互争鸣，对推动它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杨清叟对痈、疽化脓性感染的阴阳虚实辨证，论述甚详，保存有不少民间验方。
赵宜真继承了他的理论、学术思想和经验。
主张外科学的发展必须有大方脉作基础，从他处理化脓性感染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看，比较保守，但强调外科学家必须掌握医学基础理论则应予肯定。
申斗垣的外科学术思想比较激进，他崇拜华伦，深为其剖腹，刮骨等手术未能传世而惋惜。
他对各种外科疾病，多能根据不同情况，在辨证基础上，给予手术或非手术的适时治疗。
申氏提出的治疗原则和措施，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如对筋瘤，主张“以利刀去之”;对血瘤，强调“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血止”，使不再生。这些由细致观察和经验总结形成的正确结论，对外科治疗学的发展极有价值。
(三)外科疾病认识水平的提高：明代对外科疾病认识水平有明显提高，对一些疾病的病因、症状描述、诊断与鉴别诊断，以至提出针对病因的预防方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明代对化脓性感染并发脓毒血症，有了较清楚的认识。
外科著作多于“疔疮走黄”或“痈肿内陷”项下论述此证，陈实功强调对该病预防，“贵在乎早”。特别是位于头面部者，“其形虽小，其恶甚大”。并指出，不可艾灸退毒内攻，反会倒陷定黄。
薛己记载了鼻面三角危险区化脓性感染引起的脓毒血症，因患者未接受早期治疗而死亡的病例。
(四)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明代外科诊疗技术与急救技术均有较大进步，举例分述于下。
吸脓术：明代在处理脓肿切开引流方面，广泛使用了吸脓术。所用器具不尽相同，其原理却是一致的。
赵宜真说：“用苦竹筒三、五、七个，长一寸，一头留节，削去其青令如纸薄，用拨毒药煮十余沸，乘竹筒热，以手便按上，紧吸于疮口上，脓血水满自然脱落，不然用手指脱更换别个竹筒，如此三、五次，毒尽消之”。
用药煮十余沸，固在增加其秉性使真空性能更佳，但也不能否认其消毒和预防并发感染的作用。
(五)、外科手术、麻醉术及止血术：
1、外科手术：明代在若干较小手术的技巧方面，有较大改进和新的创造。
2、麻醉术：麻醉一般与外科手术是同步发展的，明代局部麻醉术的显著进步，就是一个突出表现。王肯堂唇裂修补术，陈实功鼻息肉摘除术等，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的。
3、止血与清洁消毒：外伤止血，明代前已有烧烙止血的广泛应用，明代在烧烙器具上有所改进。陈实功强调综合止血术，他说：“血飞不住，治宜如圣金刀散掺伤处，纸盏，绢扎，血即止”。纸盖是压迫止血，绢扎是结扎止血，明代部已较普遍的应用。外科手术的顺利进行，除有效的麻醉及止血术配合外，防止并发感染十分重要。王肯堂对此似亦注意到，他说：“洗疮药须用文武火煎十数沸;洗疮时勿以手触嫩肉，亦不可气吹之，应避风”。这些是为预防并发感染采取的措施。
五、皮肤病学
明代是皮肤病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
薛已《外科枢要》、汪机《外科理例》、申斗垣《外科启玄》、陈实功《外科正宗》等著作记述了多种皮肤病，有关麻风、梅毒专著的问世，使皮肤病学水平有显著提高。
六、骨伤科
骨伤科亦属外科，但中医学中多独立为一科而有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明代尤见进步。
(一)伤科学派的主要特点
1、薛己学派
薛己学派主要有汪机、陈文治等。
他们的学术主张主要表现为：强调整体现念，重脉理，重视元气的作用。
认为治气应以补气为主，治血要通过补气养血实现活血化瘀，强调脾胃肝肾在治疗骨伤中的作用，主张健脾培元，固肾治伤;重视内治，反对单纯依赖手法和外治;在药物使用上主张平补，反对寒凉。
从学术渊源看，薛氏这些主张与金元时期的脾胃学说有密切联系。
杨清叟用营卫返荣汤，治损伤拆跌;强调“顺气匀血”。
到了薛已，更以四物汤和补中益气汤为主，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2、少林寺学派
少林寺学派依据经络气血传输理论，提出血头行走穴道说。他们认为人身气血运行有一个头，即血头，一昼夜十二个时辰，分别经过十二个穴道。这一说法早见于《跌损妙方》，为此还专门编有“血头行走穴道歌”。
血头行走穴道说是经络学说和子午流注在伤科的具体运用。少林寺学振依据血头行走穴道的时辰，采用跌打点穴治伤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手法。在治疗时，还配以药物，救急方剂有七厘散、飞龙夺命丹、地鳖紫金丹，十三味总方是论穴治伤的主方。这些方药，至今是临床较常应用的验方。
(二)骨折、关节脱位治疗的进步
明代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诊断治疗上，都有较大的进展。
在诊断方法上，《普济方》提出的下肢骨折复位效果诊断法，采用脚跟对齐，脚头抵正，以检测股骨或胫骨复位后的效果。
在治疗方面，对骨折及关节脱位的手法有不少进展。
异远真人运用端提法使颈椎脱位骨折复位，方法是让病人取坐位，医者用双手将病者头颅端定提起。
七、针灸学与推拿学
明代针灸学在宋金元针灸理论有较大发展的基础上，进入一个新阶段，特别在针刺方面，在单式针法基础上，形成20余种复式手法;灸疗方面，由艾炷灸发展为使用艾卷的温热灸法。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集大成的针灸著作。
书中内容多数是摘录前人针灸学论述而成，且多歌赋形式表述者。
(一)针灸学说与理论的发展
汪机重视经络腧穴在疮疡诊断中的作用，提出五脏六腑之痈均有相应募穴隐痛征象，可作为诊断依据之一;强调对症状的分析和治疗选取腧穴郁应结合经络循行。
汪氏还注意到瘢痕组织对经气传导的影响。
高武研究了按时选穴学说，主张废弃当时流行的“按时用穴”法，倡用“定时用穴”法。
前者不问何病，皆于某日某时，针灸同一开穴，这种取穴法，疗效不高，且易误人。
定时用穴法强调先知病，后定经穴，再据该经穴开穴时辰针灸，治病很有针对性。
杨继洲研究了井穴的临床运用，在《针灸大成》中绘有“十二经井穴图”，列有井穴主治各种病证。
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八脉八穴理论，增加了杨氏治症36项，使之成为系统学说。
李时珍的《奇经八脉考》，发挥了奇经八脉理论，指出奇经也是经脉，较为详细地阐明了奇经八脉的循行路线，所主症状等，丰富了经络学说的内容，引起后世医家对奇经的重视。
(二)针刺手法和灸法的发展
重视针刺手法是明代针灸学的特点之一。
徐风诠释了窦默的手指补泻十四法，增加了使气至病所的“调气法”，用捻转、按压、插针等手法控制针感传导的“龙虎升腾”和“纳气法”：记述了当时临床应用的烧山火、透天凉、阳中隐阴、阴中隐阳、子午捣日、进气法、留气法、抽添法、龙虎交战法、青龙摆尾、白虎摇头、苍龟探穴、赤风迎源等法，使复式手法达15种。
明代灸法也有明显的发展。
汪机、薛已等善用砭灸法、隔蒜灸法以治疗外科疾病;李善用“炼脐”法养生防病，法用麝香、丁香、青盐、夜明砂等20味药末填脐中，上盖槐皮，置艾绒施灸五、六十壮，使遍身汗出。如无汗，三、五日后再灸120壮，这是对唐代孙思邈保健灸的进一步发展。
张介宾重温补亦重灸法，以为灸有散寒邪、除阴毒、开郁破滞、助气回阳之功。
明代出现的艾卷灸首见于朱权的《寿域神方》，早艾卷并不掺药。后来《本草纲目》，药用沉香、木香、乳香、茵陈等与艾绒同搓为艾条，以治风寒湿痹、寒性腹痛、痛经等;扩大了灸法的使用范围。
(三)针灸著作和医家
明代出现了较多的汇编性针灸著作，主要有徐风《针灸大全》、商武《针灸聚英》、杨继洲《针灸大成》、朱《普济方·针灸》、吴昆《针方六集》、张介宾《类经图翼》等。
此外尚有《琼瑶神书》(一名《针灸神书大成》)、《秘传常山敬斋杨先生针灸全书》等。内容丰富的汇编性针灸专著的传播，对推广针灸学术起着重要作用。
除上述汇编性著作外，较针灸著作还有陈会这一时期出版了大幅明堂图，如镇江府刻印的《铜人明堂图》、丘浚雕版的《明堂经络图》2幅，上二者现已佚;赵文炳雕版的《铜人明堂图》2幅。
(四)针灸铜人、按摩术等
明代太医院仍用铜人考试针灸医生，因此明朝政府和民间医家均重视铸造针灸铜人。明政府在洪武和正统间曾分别指定专人铸造钢人。
高武鉴于以往仅有男子铜像一种，不符实际需要，因铸男、女及童子铜像各一座，以方便取穴。
此外，明代医家开始重视推拿(即按摩)术，出现了不少有关推拿的专著，推拿不用针，不服药，较适用于小儿，故推拿著作多着重于小儿。
(五)推家学的突出进展与成就
明代，推拿学有突出的进展和成就，首先表现在按摩科在太医署医学分科中又重新得到地位，是当时医学十三科之一，从而为该学科之发展创造了条件。
其次是推拿术广泛为医家、养生家所接受，因此而得到推广。如洪武12年(1379)朱权的《活人心法》中即收有仙术修养术、八段锦导引法、导引图等，并结合中医肾气、命门火、脏腑等学说，增加了摩肾、按夹脊、叩涌、按腹等手法。
其中之八段锦法，因其发展了坐功，简化了导引术，并能与中医经络学说紧密结合，因而为后世养生家多种著作收录。如《尊生八笺》、《古今养生录》等，流传更广。
再次是明代按摩家在广泛总结儿科临床应用按摩法的基础上，撰写了大量有关儿科按摩著作，如《陈氏小儿按摩经》(为杨继洲收入《针灸大成》中)、《小儿推拿秘旨》、《小儿推拿仙术秘诀》等。
《陈氏小儿按摩经》(1601)用歌诀形式，介绍了小儿常见病证的按摩推拿的理论和方法。特别对掐法、推手指三关(风关、气关、命关)法及其适应症有详述。《小儿推拿秘旨》(1604)认为推拿对小儿保健医疗有独特良效，“一有疾病，即可医治，手到病除，效验立见，洵保赤之良法也。”
八、眼科、耳鼻喉科
明代是眼科学发展的高峰时期，王肯堂《杂病证治准绳·七窍门》，在总结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对内服结构如神膏(玻璃体)、神水(房水)、神光(视功能)形质和功能均有论述，改进了前代在内眼结构上认识的不足，是反映明代眼科学发展水平的代表作之一。
傅允科在此基础上博采精辑撰成的《审视瑶函》，成为明清以来流行的眼科专著。其医论部分切中时弊，对眼科理论和证治问题也有重要阐发。如“五轮不可忽论”论述了轮脏关系，认为轮为标，脏为本，眼部症状是五脏失于调和引起的。“用药生热各异论”等从药性特点出发，论及眼病辨证论治方法和用药心得，促进了后世眼科的发展。
耳鼻喉科学的成就：明代耳鼻喉科开始突破五脏与五官机械对应的概念，从临床实际出发，把耳鼻喉科疾病和多个脏器功能失调联系起来。
关于耳鼻喉科疾病，也多有记载。
又沈之问《解围元薮》的喉麻风，薛已《外科发挥》的鼻与咽喉梅毒，窦梦麟《疮疡经验全书》的耳菌、耳痔;龚居中《红炉点雪》的喉结核均系首次记述。有关耳鼻喉科疾病的治疗，也有所发展。王肯堂《疡医证治准绳》载有耳廓外伤撕裂之再植、断层的分层缝合手术。
九、口腔科
薛己的《口齿类要》是现存第一部以口齿疾患为内容的著作，全书涉及口齿咽喉、耳及皮肤病共12类，属于口齿的有茧唇、口疮、齿痛及舌证，每证之所论均先述生理、经络联属，次及病机，后附治验。
薛氏继承前人经验，并述个人见解，重脾胃不足对口齿疾患的影响，治疗多用补中益气汤、归脾汤、六味丸和八味丸等，并附医案。在治证中方法灵活，有常有变，迄今仍是口齿病治疗与研究的重要参考书。
在口齿卫生保健方面，李时珍《本草纲目》提出口齿保健的食忌，认为多食甜食可致龋。
“今人蒸枣多用粮、蜜拌过，久食损脾助湿热也;啖枣多令人齿黄生慝”。
饴糖条下说：“牙慝病人切宜忌之”。
山楂条下又说：“齿龋人尤不宜也”。
在口齿病认识上，陈实功《外科正宗》载有“痰包”证，类似舌下囊肿。并认识到该病是反复发作的。
明代在口齿疾患的认识和治疗上，具有如下特点：
重视局部辨证：如《外科正宗》辨口疮有：“虚火者，色淡而白斑细点，甚者陷露龟纹，……
实火者，色红而满口烂斑，甚者腮舌俱肿”。
李时珍辨唇症状有：“唇赤或肿则障热，唇青或噤则寒，唇干或裂则燥，唇动或涡则风，唇白无色则虚，唇渖湿烂则湿热”。
十、法医学
(一)法医检验
明代规定，京城的检验由五城兵马司负责初检，京县知县负责复检。
外地初检委给州县正官，复检由推官负责。
检验程序：未检之先，对尸亲、证佐、凶犯人等进行详细审问，令其实招，以何物伤何致命之处，立为一案。随即去停尸所，督令仵作如法检报，认定其致命之处。细验伤处的圆长斜正，青赤分寸，果否系某物所伤，合同一干人众质对明白，各情输服，然后成招。其中或有尸久发变青赤团色，须辨析清楚，不能听凭仵作混报殴伤。
《大明律例》对检验失职作了明确规定。明代关于免检的规定，比宋代更为具体，“据杀伤而死者，亲属虽告，不听免检。”
检尸文件：沿用元代的检尸法式。
保辜：明代在唐律有关规定基础上，对保辜增加了保辜余限，在余限期内，伤者死亡，亦依杀人论。
明代检验制度建立起从告辜到告检的程序，是其一项成就。
是由吕坤(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首先在山西等处建立的，主要由两个格式构成，即人命告辜式和人命告检式。
(二)法医学书籍
明代法医学书籍，除重刊元刊本《洗冤集录》和《无冤录》外，还刊行了一些改编本和节要本。
《洗冤捷录》2卷，不著撰人姓氏，附刊于《御制新颂大明律例注释招拟折狱指南》卷10～15的顶栏。
该书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揉合《无冤录》内容而成，《洗冤法录》不分卷，附刊于题为熊鸣岐辑《鼎镌钦颂辨疑律例昭代王章》一书第5卷正栏，内容以《洗冤集录》为主。辅以《无冤录》，《洗冤录》节要本不分卷，《洗冤集览》2卷，王圻编。亦为《洗冤集录》的改编本。
(三)确定死亡的新方法
我国早有以呼吸停止及脉搏停止确定死亡的方法。明代为防止囚犯脱逃，提出了确定死亡的新方法，由于“重犯买通狱卒、医生，诈称病故。
掌印官相验不亲，委官亦恶凶秽，呈报真死，及尸出而脱逃”，为了确定是否真死，吕坤提出：“停息、定脉尤可凭，凡验囚尸，须要仵作仍须通鼻无嚏、勒指不红、两目下陷、通身如冰者，方准搭结报死”，其中通鼻无嚏、勒指不红、遍身如冰(尸冷显著)，用这三项确定是否已真的死亡，较前就可靠得多。这一发现，成为明代法医学的重要成就之一。
结语：看完这篇文章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明代医学所取得的成就都有一定的了解了，不管是内科还是外科，都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为军事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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