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至侵华战争前
1871年实行征兵制，先后设立了兵部省和早期的四个镇台--东京，大阪，镇西，东北，1874年在四镇台的基础上改编为六镇台，1888年，日本陆军将国内原有的六个按地域划分的镇台改称师团，序号从第一至第六师团，1891年为警卫皇宫又成立了近卫师团。师团编制采取两旅团、四步兵联队（相当于旅）再加炮兵、辎重和骑兵联队，平时兵额1万人，战时足额则纤运差超过2万人。“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前成立的七个老牌师团，后来一直被日本陆军视为第一等部队，装备优先保障。
从甲午战争结束后成立了第七师团到第12师团，日俄战争时期成立了第13至第16师团，日俄战争结束后成立了第17和第18师团。占领朝鲜后为弹压当地又建立了第19、第20师团。序号从7至20的师团，被日军视为二等师团。“大正裁军”时这类师团解散了四个，剩下10个同原有的一等师团共十七个，是日军战前的“常备师团”。
战前日本财力有限不能多养兵，却要多训练兵员，为此陆军服役期仅两年，复员官兵称“在乡军人”编为预备役。各师团管区预备役人员每年按原建制集合训练一个月，并有库存装备，临战可迅速组成一个新师团。1937年侵华战争开始，日军的多数常备师团便立即由一变二（此外还恢复了裁撤的4个二等师团），至1938年陆军师团数发展为三十四个。这些新建的序号100之后的师团称“特设师团”，如第101师团、第114师团便是分别由第1师团、第14师团的预备役人员组建。在日军建制中，这类部队属于乙类师团。
侵华战争
随着侵华战争扩大，从1938年至1941年间日军主要采取从常备师团中抽一个精锐联队为基干再征集补充兵的方式，陆续组建了序号以20打头的新建师团、序号在30至40之后的“治安师团”、序号在50以后的“补充师团”。这类师团采取国际通用的“三联制”（师团内不设旅团直辖三个联队），兵额也只有1.4万人。序号从21至57的师团被视为第四等部队，不过因其军官出自常备部队，兵员也年轻，战斗力往往高于第三等师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感到已有的五十一个师团不够用，由混成旅团扩编或从老部队抽调骨干作基础，建立了大量“增设师团”，序号大都在60至100和120之后。这类师团在日军中属于第五类师团，缺乏重装备，兵员年龄少至16岁，老可至45岁，却因其军官、士官都有战斗经验尚能有效组织作战。至日本投降前，陆军作战师团（不含航空和战车等特种兵）达一百六十九个，增设师团成为军中主要成份。
日军侵华时后方遇到广泛的游击战，感到重炮、汽车较多的师团不太适应“治安战”，便从各师团中抽调军官、士官为骨干组建了几十个独立混成旅团，直属各军。混成旅团下辖五个步兵大队，另有炮兵队（下辖三个中队）、通讯队、工兵队、辎重队，编制为4900人。这类部队重火器少，主要配备骡马，比较适合山地和轻便行动，从战斗力看另有特点。
不同师团年龄构成也使战斗精神存在差异日军师团的不同组建方式，表现为不同部队年龄构成有很大差异，直接影响到战斗精神。从“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直至战败投降前，严格受官方管制日本悄埋的新闻毁皮报道描绘其官兵负伤濒死时，都按一个套路称他们最后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说这是欺骗性鼓动，而一些在战时治疗过成千上万伤兵的军医回忆的情况大致如此──真正垂死前高呼“天皇万岁”的，大多是军官和18岁至二十几岁的未婚青年士兵；战争后期补充到军队中16至17岁的“少年兵”，在医院中临死前一般是喊“妈妈”；战争开始至结束时动员的三四十岁的预备役兵和“国民兵”，伤重垂危时差不多都喃喃呼唤自己孩子的名字。
笔者同经历过抗战全过程的父辈交谈，他们的体会是，开始捉到的少量日军俘虏以三十多岁的预备役兵居多，年轻日军负伤被俘后也往往自杀。在战争后期，捉“小鬼子”即少年补充兵容易，其战斗力和顽强性都差。笔者在日本时，同一些当年的日军官兵和史学家研讨时，他们也认为少年兵和重征的预备役兵往往战斗意志不强。从双方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可看了一个共同点，日军战斗最凶悍的部队，还是主要由年轻现役士兵组成的第一等、第二等乃至部分第四等师团。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讲述1938年“武汉攻略战（武汉会战）”时，印象最差的也是由三十多岁的预备役兵组成“特设师团”（序号100以后）。他说陪同皇族视察时，发现这些部队纪律和管理均差，如对防毒面具不认真保管而大量损坏（这也不打自招地说明常施放毒气）。冈村最感惊异的，又是听说从东京征集的101师团的预备役兵中有浅草（市内黑社会猖獗处）的流氓头子，本中队军官对他居然像下人般打洗脚水。由日军头等部队第1、第6师团的预备役官兵组建起来的第101、第106师团，在进攻武汉时各师团中战斗力却最差。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保卫战中突出的一次胜仗，恰是重创了第106师团（据日军统计该部伤亡3000多人）。
由复员多年的官兵再征集组建日军预备役师团战斗力差，重要原因是成员已拖家带口，不像年轻官兵那样愿意“到靖国神社相会”。日军又实行地域征集制，复员官兵长年一处生活，常有预备役军官在地方企业是预备役士兵下属的情况，重新征集后自然不敢实行常设师团或新部队那样以上欺下的苛刻管理。据国民党起义将领郭汝瑰回忆，他在日本参观过预备役部队演习时便发现，“胡子兵”们对军官很随便，远不像常备部队那样等级森严。
“特设师团”虽战斗力弱一些，残害中国百姓却格外猖獗。冈村宁次回忆录中便说，预备役兵犯罪量最大，且多是强奸，其中34岁又是犯罪高峰，他的解释是老兵久历社会失去了“纯良”。其实日军成为犯罪集团，是传统的野蛮作风造就，战后日本有良知的作家也都说：“当兵三年，再老实的人也得变得像魔鬼一样”。年轻人进入这一染缸便难保“纯良”，老兵油子久历黑暗一面，肚子里的坏水和施暴花样自然会更多。
日军统帅部通过实战，对序号在100以后的特设师团也很不满，在1939年还解散了几个。不过因预备役官兵多，组建这种师团速度快，1943年后因战局紧张还是建立了几十个。如关东军在1945年春天的师团番号达24个，其中20个是几个月前刚由预备役人员和新兵所组建的特设师团。首相铃木贯太郎认为其战斗力不如原来的8个常备师团，遇苏军进攻两个月都坚持不了。从苏军在远东战役八天间便推进了200至500公里的情况看，这一估计大致不差。
日本地域民风也影响各师团战斗力。军人来自社会，看日军师团的战斗力除了番号，也要注意组建地域。近代日本军界为克服古代割据传统，联队长以上和参谋军官频繁轮换，大队长以下官兵仍属一地同乡。最早七个师团中从第1师团至第6师团按其兵员来源地，分别称为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师团，各地民风对其战斗力有着不小影响，其中贫困地区的师团更显得愚顽蛮悍。
近卫师团由全国挑选精兵组建，不受地域风气影响。该部却养尊处优，1939年末进攻广西才上阵，后进攻新加坡并长期守备南洋，因受照顾未参加恶战，战斗力也未充分显现。
1891年在东京组建的第1师团，是日军所编成的第一个师团，在朝鲜成欢驿同清军打响了第一枪。不过东京从江户时代起便是商业都会，民风不强悍，征兵多要到西面较贫困的长野县。该师团名声大，1936年后七年间在关东军内作为骨干却未打大战，仅派出过一个支队短期到察哈尔实战锻炼。1944年菲律宾告急，军部声称该让这个“阔少”上阵。该师团到莱特岛登陆后遇美军打击便损失大部，余部逃入丛林，接到投降令时只剩800名残兵。
大阪是日本商业氛围最浓的城市，商贩出身的士兵精于算计多不甘心卖命，此地组建的第4师团从日俄战争起便因战绩不佳被称为“奸诈的商人师团”。1937年该部调到关东军，两年后到华中战场，战斗力并不算强。1942年该师团参加进攻菲律宾，后来到印尼和泰国担任警备直至投降，看来军部对使用这个“商人师团”也信心不大。
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时最逞凶的一等师团，还是第2、第3、第5、第6师团。
日本东北部自然条件差，民风强悍，在仙台组建的第2师团又较适应严寒地区气候。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只有一个第2师团，利用了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在满洲横行。该师团随后成为日军三个摩托化步兵师团之一，长期在关东军编成内。1942年该师团进攻“瓜岛”（即瓜达尔卡纳尔岛），因海运断绝被称陷入“饿岛”（二者发音在日语中相同），官兵因伤病饿死亡大半，只撤出几千病号。第2师团在菲律宾重建后又赴缅甸战场，同中国远征军一战即败，战斗力降到反不如顽抗的第56师团，这说明日本武士的凶悍气焰往往要建筑在对手抵抗不力的基础之上。
日军第3师团自“八一三”在上海登陆，直至最后在湖北投降，是中国抗战期间始终在华作战的唯一的第一等师团。第3师团组建地名古屋的民风不算强悍，其官兵的拼杀精神还逊于北九州矿工组成的第18师团等部，不过该部还一直算是华中日军的主力。
日军第5师团可谓侵华战争中作战范围最广的部队，也是在关内作战的唯一的摩托化步兵师团。该师团攻南口、侵晋北、以一部迂回南京、打台儿庄、攻占广州、登陆钦州湾入侵广西，先后同中国七十个师交过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师团又攻占新加坡，接着侵入印尼并一直驻于当地。组建第5师团的广岛，被称为“军都”。属日本的“中国”地区，自古为交兵之地，有武士传统且受天皇重视。战争结束前当地受到原子弹攻击，大概也算是恶有恶报吧。
在南京大屠杀中血债最多的第6师团，组建于日本九州的熊本，该地贫困且民风嗜斗，男子往往以从军为出路。战前日本有一句自吹之辞：“天下日本兵第一，日本九州兵第一,九州熊本兵第一”。第6师团早在1928年便制造过济南大屠杀，从1937年在华登陆至1942年末调往南洋，该部主要在华中作战，凶悍为各师团之最。不过日本军部偏爱富庶地区的师团，对穷困地区的部队有所歧视，总让第6师团打恶仗，配给装备却不如其他一等师团。1943年该师团被调到最艰险的布干维尔岛，遭美澳军两年攻击封锁，残部逃入丛林靠野果为食。据终战时接受他们投降的澳军回忆，所看到的几千日军若不是眼珠还在转动，否则会以为都是些骷髅。
存在决定意识，二次大战结束前弥漫全日本的军国主义氛围，是投身军营者大都没有人性的根本原因，各地的民风差异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环境。最终铲除军国主义的土壤，才是根绝出现那些野蛮凶恶的侵略军的基本保证。
总是有人认为游击战小打小闹，不过瘾，所起的作用也不如会战来得大。提起八路军的战斗，被津津乐道的总是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等。而消灭敌人最多的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一些会战相比，（就消灭日军而言，不包括伪军）只是中等规模而已。平型关战斗就更少了。是否由此而得出游击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值一提的结论呢？显然不是。
加登幸太郎的回忆
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幸太郎说，“现在回忆起来，笔者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加登幸太郎，《中国和日本陆军（下）》，圭文社，1978年版）。这一日常的消耗（显然它不包括一些大的军事行动——如“扫荡”中的伤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实际上相当于每年进行一次大的会战所造成的损失。正面战场上的一些会战，如太原会战，“敌伤亡二万余人”；随枣会战，“估计敌先后伤亡一万三千余人，我军则约二万五千余人”；上高会战，“敌伤亡一万以上，我军亦有一万七千余”（据台湾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抗战重要战役选录，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可见，这样的“日常”消耗，日军的确难以承受。
当时华北沦陷的县属超过500个，以一个县每天只消灭一个日军的话，则日军每天的损失要超过500人，这相当于一个步兵大队的5/8，一个混成旅团1/5，一个三单位师团的1/20，一个四单位师团的1/30-1/40。反过来讲，也就是平均大约2天可以消灭日军一个大队，5天消灭其一个旅团，20-40天消灭其一个师团。聚少成多，由此可见游击战争的威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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