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为统一人们思想，采取一系列文化措施，形成大一统的壮观局面。
第一，整顿文字的杂乱，建立规范的书体。战国之时，文字异形，造成各国文化交流的不便。尤其是秦统一天下后，妨碍了中央政府的法令条文的有效推行。因此秦始皇把统一文字作为当务之急，责令李斯等人对文字进行整理。李斯以秦国文字为基础，汲取六国文字中笔画简省的优点，创制出一种形体匀整划一、线条圆转流畅的新文字，称为“秦篆”，又称“小篆”。这是“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之后的新成果，作为官方文字颁行全国。与此同时，狱吏程邈因罪入狱，根据当时颇为流行的通俗字体，潜心创造出一种更为简便的文字。他将小篆的瘦圆字形改为椭方，匀连笔画改为断折，书写更为便利，很受徒隶欢迎。这种字体流布开来，被人称为“隶书”。两种形体的文字在当时都得以推广，但小篆作为书写皇帝诏书和官方文件的标准文字，而隶书主要用于非正式文件的日常抄写。不过此时的“隶书”是指秦隶，可以视为“小篆”的简率写法，因而字体、笔势仍带有篆意。这与后来的“汉隶”不同，“汉隶”字形再变为扁平，笔画再变为粗肥，改变了汉字形、笔的面貌，提高了书写的效率。汉字由此摆脱了图画性质，成为纯粹符号性的方块字。然而秦始皇时的小篆、隶变毕竟是汉字历史上的一大变革，推动了汉字发展的步伐。许慎《说文解字》中提到，秦始皇时定书体为8种，称“八体”，即大篆、小篆、虫书、隶书、刻符、摹印、署书、殳书。其实，后4种是因用途而别，前4种才是不同字体，其中又以小篆、隶书最为流行。秦始皇下令掘悔统一和简化汉字，为推行法令、传播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消除方言差别、区域隔阂以及促成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做出了贡献。
第二，打破关塞壁垒，修整交通要道。战国之时，纷乱不息，诸侯互相防范，修筑了众多的隘卡和城堡。各国车辆形制不一，道路宽窄有异，交通十分不便。秦始皇吞并六国后，这种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对所属各地的控制，因而下令拆除各种障碍，并定车宽以6尺为制。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开始修建驰道。驰道以咸阳为中心，主要有三大干线。一条向东直通过去的燕、齐地区，一条向南直达吴、楚地区，还有一条向北为加强对匈奴的防御而筑。驰道宽50步，平坦坚实。道旁每隔3丈，植树一株。除此之外，还在今云贵地区修“五尺道”，在今湖广地区修“新道”，使西南和东南地区加强了同中原的联系；秦始皇在完成统一大业后，为了显示其煊赫的功德，就开始了在全国各地的巡行。从称皇到去世的11年中，他兴师动众地在全国巡行5次之多。第一次巡行是从咸阳向西北，意在向边郡宣扬国威。第二次出函谷关至泰山行封禅大礼，又至之罘、琅玡立碑记德。第三次经博浪沙时遭到韩国贵族张良收买的义士狙击，但其不“为盗所惊”，仍悠哉游哉。第四次沿魏、韩、赵国界至碣石，照例刻石记功而还。第五次下东南上会稽山祭大禹，取道临淄森拍西归，由于旅途疲乏劳累和平时纵情淫乐，身体虚弱一病不起。秦始皇的巡行对威慑旧有贵族势力、巩固新兴封建集权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借此拆除壁垒、修建驰道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则有利于全国各地的联系，这无疑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和中国版图的统一。
第三，加强法制观念，整肃人伦纲纪。秦始皇统治一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必须依靠完备的法律来巩固社会秩序，并以系统的伦理规范人们的心理。秦时法纲严密，条目繁杂，为我国历史上所少见。秦律几乎对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均作出明文规定，进行严格限制并对违者治罪。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始，就强调法律的尊严和无情。《史记·商君列传》载：“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判春正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其后历代条文不断充实、苛细，如“敢有挟书者，族”，“有敢偶语者，弃市”，甚至连穿鞋都作规定，致使百姓“毋敢履锦履”。百姓一旦触动法律，往往轻罪重罚。朝廷认为只有用刑才能杜绝犯罪，因而秦代酷刑甚多，如“黥”“劓”“笞”“戮”“宫”“枭首”“弃市”“腰斩”“剖腹”“族诛”“连坐”等，既有古代旧刑，也有自己新创。秦代据五行说从水德，也是实行严刑酷法的一个原因，并借法律条款矫正陋俗蛮习。秦国本较落后，自孝公以来，善用人才，励精图治，移风易俗，循法务实，社会风气很快扭转。秦始皇为整肃人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之罘刻石勒写“建立法度，显著纲纪”以歌圣明，会稽刻石严令“禁止淫佚”以纠蛮俗。秦时还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乡官，负责道德思想的宣传教育。由于秦代法制过于苛刻，一方面镇压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但另一方面也激化了遗留的历史矛盾，自诩为“大圣”的秦始皇因而留下“暴君”的声名。
第四，征服边境民族，扩展中华地域。自古以来，华夏族位居中原，在与其他少数民族的交往中，加强了互相之间的了解和融合。秦灭六国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居住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越族，因为他们的分支很多又称“百越”。百越地区与中原地区有着许多不同的文化特征，其中如“断发文身”、“铸铜为鼓”以及“无嫁娶礼法”。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灭掉楚国后，继而降服了居住在浙江一带的越族，建置会稽郡。接着又征服了福建境内的闽越，设立闽中郡。后又进攻两广地区，最终攻取南越并设三郡。又迁50万人戍守五岭，与越人杂居，从此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西南夷也有数十个少数民族，他们自成部落，很少来往。秦始皇派人修建了一条通往云贵地区的“五尺道”后，将陕、川、云、贵连成一片，使这些少数民族成为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匈奴则是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仗恃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经常深入中原抢掠财物。秦始皇为解除这一威胁，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向河套征伐，一举夺回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为巩固对这里的统治，秦始皇还迁内地人3万户到此屯垦。这次大规模移民有效地制止了匈奴的南下侵扰，并促进了这里的资源开发和民族融合。在与匈奴的斗争中，秦王朝为免边患，于秦、赵、燕旧长城基础上，修筑起一条西起临洮东至碣石，绵延5000余公里而举世闻名的长城。长城对于抵御匈奴的骚扰、保障境内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这样，秦朝完全彻底废除了周代以来的封邦建国制度，将东至大海、西达陇右、北抵阴山、南越五岭的辽阔版图统一于中央朝廷的权势之下，形成多民族大帝国的一统空间。
第五，焚书钳制思想，坑儒弭止诽谤。秦始皇统一天下后一系列改革措施并非一帆风顺，当初以丞相王绾为首的一批官吏就主张分封制，只是廷尉李斯持坚决反对态度。他认为，分封制只会造成诸侯纷争的恶果，只有彻底废除才能免除祸乱。秦始皇采纳了李斯之见，认为“立封国”就是“树敌县”，于是在全国确定了郡县制。事隔8年之后，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在咸阳宫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这个话题又被重新提起。当时仆射周青臣在为始皇祝寿时，称颂始皇“神灵明圣”，“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并说始皇“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秦始皇很高兴，但博士淳于越针对周青臣的阿谀奉承当场批评说：“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辅枝。”“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当即进行反驳，他指斥淳于越为“愚儒”，谴责儒生们“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他认为这样一群儒生是一种危险势力，建议始皇坚决制止他们的非法活动，并提出了焚书的具体建议：“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在全国点燃了焚书的烈火。就在焚书的次年，又发生了坑儒的事件。起因为秦始皇在享有极尊崇的地位和极富贵的生活后，十分怕死，他大兴土木，修筑阿房宫和骊山墓，并在方士的蛊惑下异想天开地要寻求长生不死之药。侯生、卢生见始皇残暴，怕因大言不能兑现被处死刑，于是诽谤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等等，并借口求仙药而去。始皇知后盛怒不止，遂以“妖言以乱黔首”之名进行追查，其后亲自圈定460余人活埋于咸阳。焚书坑儒是秦始皇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的严厉举措，目的是扼杀先秦以来的诸家学说，封堵现今之世的噪杂口舌，这对巩固封建中央集权的稳定的确具有极大的效力。但这种极其残暴的手段也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它使先秦大批文献古籍付之一炬，给中国文化造成重大损失，同时使春秋以来蓬勃兴起的自由思索精神，遭受到一次致命的打击。
秦始皇的一系列暴政、酷敛、专制和荒淫建立在饱受战乱的华夏废墟上，固然以不可一世的气焰振策于六合、称雄于海内，将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重又一统起来，但是由此也激化了社会矛盾，促发了动乱。尤其是秦二世阴谋篡夺帝位之后，更为残忍昏谬。他采取“灭大臣而远骨肉”的手段，推行“杀人众者为忠臣”的政策，更使天下不胜其苦、不堪其虐，终于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于是在风雨飘摇中寿终正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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